臺北故宮典藏明永樂十六年泥金寫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之文化資產評述（二之二）

 （續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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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殊勝事項：裝幀工藝與藝術價值之極致展現

作為文化資產，臺北故宮典藏之明永樂十六年泥金寫本《楞伽經》之殊勝之處，不僅在於其歷史悠久，更在於其將物質工藝與宗教神聖性完美結合，達到了藝術之巔峰，堪稱明代宮廷佛教藝術的典範，具有不可估量的藝術與文化價值。（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聯結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309196if5D9DD#16F）

（一）泥金書寫與羊腦牋之物質神聖性與精湛工藝

「泥金」工藝是將高純度黃金打箔、研磨成極細粉末，再與動物膠（如魚鰾膠）和水調和製成金色顏料進行書寫或繪畫。在佛教觀念中，黃金象徵著光明、清淨、不朽與佛陀的莊嚴法身，以泥金書寫佛經，被視為最為殊勝之供養方式，功德無量。本經通體以泥金小楷書寫於深邃之磁青紙（像磁石般的深藍色）上，字體端莊嚴整，筆畫流暢，金光閃耀，與藍底形成強烈之視覺對比，營造出莊嚴肅穆、神聖不可侵犯之宗教氛圍。這種書寫方式不僅考驗書寫者的書法功力，更考驗其心性修為，每一筆一劃都凝聚著虔誠的信仰，體現了「一字一金」的極致虔誠與藝術追求。

其所用之紙張，學界多認為係經過特殊處理之「羊腦牋」或頂級磁青紙。羊腦牋是一種以羊腦漿處理過的紙張，質地細膩、堅韌，表面平滑如鏡，不易受潮、蟲蛀，且能使泥金附著力更強，不易脫落。這種紙張的製作工藝極為複雜，成本高昂，專供宮廷使用，確保了經文歷經六百餘年仍能金光璀璨、完好如初，充分體現了皇家不惜工本、追求極致的製經理念。藍色紙張的選擇，在佛教中也具有特殊意義，象徵著佛法的深邃與廣大，與金色的經文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視覺與精神上的雙重震撼。

（二）扉畫與護法圖之漢藏藝術交響與宮廷繪畫風格

本經四冊之卷首與卷末，共附有八幅泥金繪製之圖像，包括〈佛說法圖〉與〈韋馱天〉等。這些圖像不僅是經文之裝飾，更是明初宮廷繪畫藝術之珍貴標本，展現了明代宮廷藝術的獨特面貌，其藝術風格融合了漢地與藏傳佛教的精髓。

在藝術風格上，這些泥金插圖展現了明初宮廷特有之「漢藏交融」特徵。一方面，佛菩薩之面容、衣紋線條與構圖佈局，繼承了唐宋以來漢地傳統之佛教繪畫技法，線條流暢，設色典雅，呈現出漢地審美情趣；另一方面，在背光、蓮座、裝飾紋樣（如繁密之花朵紋）以及部分尊神之造型上，則明顯受到西藏薩迦派或噶瑪噶舉派藝術風格之影響，呈現出濃郁的異域風情與強烈的宗教感染力。這種風格之形成，與永樂皇帝大力延攬藏地高僧入京、設立「御用監」與「佛作」等宮廷作坊密切相關。這些宮廷作坊匯聚了漢藏兩地的頂尖工匠與畫師，共同創作了大量具有漢藏風格的佛教藝術品，本經的扉畫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它們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欣賞價值，也為研究明代宮廷佛教圖像學、漢藏藝術交流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是明代宮廷藝術多元化、國際化的重要見證。

韋馱天

（三）裝幀形制之跨文化交融：從漢式經摺到滿漢藏合璧的經衣制度

在裝幀工藝的物質文化史上，本件《楞伽經》與清代《龍藏經》展現了明清宮廷處理『佛教神聖性』的不同物質策略。本經採用傳統漢式『經摺裝』，便於漢地僧俗翻閱誦讀，但其扉畫與護法圖卻深具藏傳佛教之審美，這種『漢文經文＋藏式圖像』的組合，正是永樂朝漢藏文化交融的早期物質見證。

對照清代《龍藏經》，其裝幀則更進一步發展出複雜的『經衣制度』。《龍藏經》雖內容為滿文，但其經頁形制吸收了藏傳佛教的『梵夾裝』概念（長條形散頁），外在卻包裹著漢地頂級工藝的織金緞經袱與刺繡經套，並配以精雕木製經盒。這種『滿文內容＋藏式形制＋漢式裝幀』的三重文化疊加，將《楞伽經》所開啟的漢藏藝術交融，推向了清代多民族帝國文化統合的極致。兩者在裝幀上的演變，為研究中國古代宮廷如何利用『物質載體』來展演多元帝國認同，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實物標本。

（四）與清康熙《龍藏經》之對話與輝映：宮廷佛典傳統的承繼與發展

在探討本件文物之殊勝性時，不可忽略其與清代宮廷最高規格佛典——康熙朝《龍藏經》之內在聯繫。在2026年故宮北院之特展中，策展人特意將此明代泥金寫本與清代《龍藏經》同場展出，旨在呈現兩者之間深厚的歷史淵源與藝術對話 [2]。

尚須釐清者，乃故宮典藏之《龍藏經》實為清康熙八年（1669）奉孝莊太皇太后之命開寫的『泥金藏文寫本《大藏經》』（共108函）。該經動員百餘名精通滿、梵、藏、漢文的喇嘛與學者，耗費巨量黃金，以泥金在特製磁青紙上抄寫而成。其裝幀之奢華，包含黃緞繡花經袱、精雕紫檀護經板及織金經套，達到了清代工藝之極致。明永樂十六年之《楞伽經》在材質選擇（泥金、羊腦牋）與皇家供養性質上，實可視為清代《龍藏經》之先驅。兩者之並置，不僅呈現了從明代『漢文經摺裝』到清代『藏文梵夾裝/經衣制度』的裝幀演變，更展現了明清兩代宮廷佛教信仰的連續性與多元性。同時，也揭示了不同時期皇權對佛教藝術的投入與詮釋，共同奏響了一曲跨越時空之「皇權、信仰與藝術交織的盛世交響曲」。這種對比研究，不僅能凸顯《楞伽經》在明代宮廷佛典中的獨特地位，也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國古代帝王對佛教藝術的贊助與影響。

五、專家增益論點：文化資產保存與未來研究展望

基於上述分析，文物推廣業者評估《龍藏經》與宮廷佛教文物的地位，對本件《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提出以下增益論點與保存建議，以期能更全面地認識其文化資產價值，並為未來的研究與保護提供方向：

1 國寶級文化資產之定位與價值再評估：本件文物具備明確之紀年（永樂十六年）、完整之卷帙（一函四冊）、頂級之宮廷工藝（泥金羊腦牋）以及清晰之流傳有緒（清宮歷代帝王鑑藏）。其在歷史、藝術與科學（造紙與冶金工藝）價值上，均已達到中華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規範之「國寶」級別標準，應予以最高規格之重視與保護。其作為明代宮廷佛教藝術的代表，不僅填補了佛教藝術史上的空白，更為研究明代皇權與佛教的關係提供了直接證據。其價值不僅體現在單一文物本身，更在於其作為一個時代文化、政治、宗教的縮影，是研究明初宮廷文化、藝術、宗教政策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未來應考慮將其列入更高級別的文化資產名錄，並加強其國際學術交流與展示。

2 科學檢測與材質分析之必要性與潛在發現：雖然傳統鑑定多仰賴目鑑與文獻考證，但未來應積極引入非破壞性科學檢測技術（如X射線螢光光譜儀 XRF、拉曼光譜、掃描電子顯微鏡 SEM 等），對其泥金成分之純度、膠結劑之種類以及藍紙之纖維結構與染色工藝（如是否確含羊腦成分或使用特定植物染料）進行精確分析。這不僅有助於文物之預防性保存，更能為明代宮廷手工業技術史提供實證資料，例如，可以揭示當時泥金的合金比例、膠結劑的配方，甚至藍紙的染料來源，這些都將是極具價值的科學發現，有助於復原古代工藝技術，並為其他同類文物的鑑定與修復提供科學依據。透過這些科學資料，將能更深入地理解明代宮廷製經的技術高度與材料來源。

3 跨學科之綜合研究與比較視野：未來之研究不應僅侷限於佛教義理或單一之藝術史視角，而應將其置於明代東亞政治格局、漢藏宗教網絡以及物質文化史之宏觀脈絡中。例如，可進一步比對本經與同時期明內府賞賜西藏各派領袖之泥金寫經在風格與工藝上之異同，以深化對明代宮廷「以教治國」與「文化外交」策略的理解。同時，將其與清代《龍藏經》進行更為細緻的比較研究，探討兩者在製作規模、藝術風格、宗教功能以及皇權象徵意義上的異同，將有助於勾勒出明清兩代宮廷佛典製作的完整圖景，揭示其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演變與傳承。此外，結合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方法，對其在宮廷內外的傳播與影響進行研究，將能更全面地揭示其文化資產的深層價值。

4 「從『漢傳心性』到『帝國神學』的跨時代對話：若從政治神學的角度深入剖析，明永樂《楞伽經》與清康熙《龍藏經》的並置，實則揭示了明清兩代皇權利用佛教的不同戰略維度。永樂帝選擇泥金抄寫漢傳禪宗核心經典《楞伽經》，意在透過漢地傳統的『如來藏』思想，安撫漢地民心並確立其繼承中華正統的合法性；反觀康熙朝《龍藏經》，其核心意涵則在於『多語神聖性』的建構。清廷透過將大藏經藏文翻譯附加滿文，並予以最高規格的泥金供養，不僅是為了超度祈福，更是為了將滿文提升至與梵、藏、漢同等的神聖地位，藉此向蒙藏地區宣示清朝皇帝兼具『中原天子』與『文殊菩薩轉輪王』的雙重正統性。因此，這兩件國寶的對話，不僅是泥金工藝的交輝，更是從『漢傳佛教心性論』到『清代多語種帝國佛教政治神學』的宏大歷史交響。

六、結論

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之明永樂十六年泥金寫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是一件集宗教神聖性、皇權象徵性與藝術極致性於一身的稀世珍寶。它以泥金之璀璨，凝鍊了如來藏與唯識交融之深邃義理，為禪宗「藉教悟宗」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以精湛之裝幀，見證了明初宮廷佛教政策與漢藏藝術之交響，展現了永樂盛世的文化自信與開放；更以歷代帝王之讀印，訴說著跨越數百年之信仰傳承，成為連接明清兩代宮廷佛教藝術與信仰的重要橋樑。作為國寶級文化資產，其不僅是研究明代宮廷寫經制度之標準器，更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物質與精神完美結合之不朽豐碑。對其進行深入的鑑定與評估，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未來文化傳承的責任，其價值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發彰顯，成為人類文明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參考文獻

[1] 楞伽經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E6%A5%9E%E4%BC%BD%E7%B6%93

[2] 【故宮特展與明代永樂泥金寫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的相遇】. 國立故宮博物院 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100063943154236/posts/1510122511129173/

[3] 釋圓波，〈如來藏之教學〉. https://www.yinshun.org/docs/2017/SummerDharmaRetreat/Chinese/2017%E5%9C%93%E6%B3%A2%E6%B3%95%E5%B8%AB-%E5%A6%82%E4%BE%86%E8%97%8F%E4%B9%8B%E6%95%99%E5%AD%B8.pdf 

[4] 禪解《楞伽經》：達摩傳燈，七印佛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q4qTJrjIU

[5] 羅文華，〈明人書內府金藏經考——兼論14、15世紀漢藏繪畫風格的要素〉. http://www.zangx.com/uploads/ueditor/file/20220606/1654501396.pdf

[6] 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輿圖檢索系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明永樂十六年泥金寫本. 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308063z62EpSo#eaJ 

[7] 故宮國寶《龍藏經》特展經函與全套裝幀配件北院首度同展. 國立故宮博物院. https://www.npm.gov.tw/Articles.aspx?sno=04014516&l=1&idstr=MDEwMDAwMDE.

（本篇竟）

臺北故宮典藏明永樂十六年泥金寫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之文化資產評述（二之一）

適合一般讀者。此文僅供個人參考與資訊喚回，尚非正式或官方內容。內文引用人工智慧平臺提供資訊，經由整合篩選與文字調整。後續修訂請查閱索引官方網站。 CC BY-NC-ND。非供AI模型訓練。

摘要

本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明永樂十六年（1418）泥金寫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統一編號：故佛000415-000418）（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聯結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309196if5D9DD#16F）為核心研究對象，從文化資產鑑定評估之專業視角，深度剖析其內容義理、歷史特性與文物殊勝事項。本經作為明代內府金藏經之代表作，不僅承載了漢傳佛教如來藏與唯識思想之核心教義，更見證了明初宮廷佛教政策、漢藏藝術交流以及清代皇室遞藏之歷史軌跡。透過對其裝幀工藝、版本源流與宗教象徵意義之綜合論述，本文旨在確立該件文物在國家級文化資產中之卓越地位，並探討其與清代《龍藏經》所代表的宮廷佛典傳統之承繼與對話關係，進而揭示其在佛教文獻學、藝術史、宮廷史乃至漢藏文化交流史上的多重價值。

一、導論：宮廷佛典與《楞伽經》之歷史交會

在中國佛教史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Lankavatara Sutra，以下簡稱《楞伽經》）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出四卷本以來，本經即成為探討「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交涉關係之根本大典，並被禪宗初祖達摩視為「印心」之無上法寶，強調「藉教悟宗」之重要性 [1]。其深邃的義理，不僅影響了中國佛教的發展，更成為東亞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當這部義理艱深的佛教經典，與明代永樂朝的宮廷寫經制度相遇時，其意義便超越了純粹的宗教文本，轉化為皇權、信仰與藝術高度結合的物質載體，成為研究明代宮廷佛教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具備了無可取代的文化資產價值。

國立故宮博物院目前典藏之明永樂十六年泥金寫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即是此一歷史交會的絕佳見證。該件文物不僅在2026年故宮北院舉辦的「《龍藏經》：皇權、信仰與藝術交織的盛世交響曲」特展中，作為「法海六部」單元的重要展品，與清康熙朝《龍藏經》相互輝映，共同呈現了明清兩代宮廷佛典製作的輝煌傳統 [2]。其精湛的泥金工藝、獨特的裝幀形式與明確的皇家傳承，無疑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文化資產價值。此文從文化資產旁觀者角度，對此項珍貴文物進行多面向且深入的評估，旨在闡明其在佛教文獻學、藝術史、宮廷史乃至漢藏文化交流史上的多重意義，並強調其作為國家級文化資產的典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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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概述：如來藏與唯識交融之義理核心及其深遠影響

《楞伽經》之全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意指釋迦牟尼佛於楞伽山（今斯里蘭卡）所說之寶經。其內容框架以大慧菩薩之提問與佛陀之解答為主軸，系統性地闡述了佛教心識論之最高境界，尤其在印度大乘佛教晚期，本經被視為融合中觀、唯識與如來藏思想的關鍵文本，為大乘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之理論架構

《楞伽經》的核心義理可概括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這是一個層次分明、邏輯嚴謹的佛教哲學體系，旨在揭示宇宙人生的實相與解脫之道。五法，即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分別代表了從概念、現象到真理的不同層面。名，指稱謂、概念；相，指一切現象；妄想，指眾生對名相的虛妄分別與執著；正智，指超越名相、妄想的真實智慧；如如，則指離一切言說、分別的真如實相。三自性，即妄計自性、緣起自性、圓成實性，闡明了諸法存在的不同層次與性質。妄計自性，指凡夫眾生因無明而對諸法產生的虛妄執著；緣起自性，指一切現象皆因緣和合而生，無有自性；圓成實性，則是超越一切虛妄與緣起，究竟圓滿的真實本性。八識，即眼、耳、鼻、舌、身、意（第六識）、末那識（第七識，執著自我）與阿賴耶識（第八識，含藏一切種子），詳細分析了心識的運作機制及其與現象界的關係。其中，阿賴耶識被視為一切染淨法之根本，含藏著眾生無始以來的業習種子。二無我，指人無我與法無我，強調眾生與諸法皆無實體，破除我執與法執。透過此一嚴密的理論架構，《楞伽經》深刻剖析了眾生流轉生死之根源，即由妄想執著所生之阿賴耶識，並指明了轉識成智、轉迷成悟之途徑，對後世佛教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在法相宗與禪宗的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成為兩宗共同依止的重要經典。

（二）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之創造性合一：大乘佛教思想的融會

《楞伽經》在佛教思想史上之最大貢獻，在於其將「如來藏」與「阿賴耶識」進行了創造性的結合，提出了「如來藏名阿賴耶識」之著名論斷 [3]。這一論點深刻地影響了東亞佛教的發展，特別是中國佛教對佛性論的理解。經中指出，清淨無染之如來藏，在眾生位時被無明煩惱所覆蓋，而呈現為含藏染淨種子之阿賴耶識。這意味著，眾生雖然現前處於煩惱之中，但其本性卻是清淨無垢的如來藏，具有成佛的潛能。此一思想不僅調和了如來藏學派與唯識學派之分歧，將如來藏的清淨本性與阿賴耶識的染淨功能統攝於一心，更為後世中國佛教，特別是禪宗之「明心見性」、「頓悟成佛」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它強調眾生本具佛性，只需透過修行，便可去除煩惱，顯現本來清淨的如來藏心。這種融會貫通的思想，使得《楞伽經》成為理解大乘佛教核心義理不可或缺的文本，其對佛性論、心性論的闡發，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實踐指導意義。

（三）禪宗「藉教悟宗」之印心法寶與宮廷信仰的選擇

在漢傳佛教實踐中，《楞伽經》與禪宗之發展密不可分。相傳達摩祖師將四卷本《楞伽經》傳予二祖慧可，並言：「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4] 顯示本經不僅是義理探討之對象，更是禪宗行者勘驗悟境、印證心法之圭臬。達摩祖師以《楞伽經》作為傳法印心的核心經典，確立了其在禪宗初期「藉教悟宗」的特殊地位，即透過經典的學習與體悟，達到對佛法宗要的徹悟。這種對經典的重視，與後來禪宗「不立文字」的表象有所不同，反映了早期禪宗在傳承過程中對義理依據的嚴謹態度。明永樂帝選擇此經作為內府泥金寫本之對象，亦反映出宮廷對禪宗心法之推崇與重視，以及對佛教經典作為皇權護持與教化工具的深刻理解。這不僅是信仰的表達，更是皇權對佛教義理的選擇性吸納與運用，透過製作精美的佛經，彰顯皇室對佛教的護持，同時也將佛教思想融入國家治理與社會教化之中，以期達到鞏固統治、安定民心的目的。

三、歷史特性：明代內府金藏經之版本源流與遞藏

臺北故宮典藏之明永樂十六年泥金寫本《楞伽經》，在版本學與文物史上具有極為鮮明的歷史特性。其不僅是明代宮廷寫經制度之產物，更見證了清代皇室對前朝佛教文物之接收與再詮釋，並與清代康熙朝《龍藏經》的製作傳統形成對話，共同構成了中國宮廷佛教藝術與信仰的宏偉篇章。

（一）明代內府金藏經之製作背景與皇權意涵

所謂「內府金藏經」，係指明代宮廷於青藍紙（或稱磁青紙、羊腦牋）上，以泥金抄寫之佛教經咒集或單行經典 [5]。明初，特別是永樂、宣德兩朝，宮廷佛教活動頻繁，大規模製作各類佛教文物，其背後蘊含著複雜的政治與宗教動機。永樂皇帝朱棣透過「靖難之役」奪取帝位，為鞏固其統治合法性，超度戰亂亡靈，並祈求國泰民安，積極推崇佛教。他不僅下令編修《永樂南藏》與《永樂北藏》，更親自主持了多部泥金寫經之製作。這些內府寫經通常由宮廷專設之機構（如司禮監經廠）負責，選用最頂級之材料，並由書法名家（如沈度等人）或專業寫經生以精整之館閣體楷書抄寫，展現出極高之規格與工藝水準。泥金寫經不僅是宗教供養，更是皇權財力與信仰虔誠的象徵，具有宣示皇權正統、凝聚民心、以及對外進行文化交流（特別是對藏傳佛教地區）的多重政治意涵。這種大規模的宮廷製經活動，不僅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更體現了明初帝王對佛教的深度介入與利用，使其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故佛000415-000418之版本特徵與鑑定意義

本件《楞伽經》共計四冊（統一編號：故佛000415-000418），為一函四卷之完整編制。根據故宮典藏資料，其具備以下顯著之版本特徵 [6]：

項目	特徵描述	鑑定意義
年代	明永樂十六年（1418）	確證為明初宮廷全盛時期之標準器，其明確紀年對於斷代與版本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可作為同類明代宮廷寫經的參照標準
材質	泥金寫於特製非木漿藍紙（羊腦牋）	彰顯皇家用料之奢華與防蠹保存之考量。羊腦牋紙質細膩堅韌，不易蟲蛀，為宮廷寫經專用，體現了最高等級的物質文化投入。這種紙張的製作工藝複雜，需經過多道工序，確保其耐久性與書寫效果
裝訂	經摺裝	延續唐宋以來佛教經典之傳統裝幀形式，便於翻閱與供奉。經摺裝不僅便於閱讀，也易於展示其精美的扉畫與泥金書寫，是宮廷佛典常見的裝幀方式
版式	半葉十行十九字，上下粗細雙欄	展現明代內府寫經嚴謹規範之版面設計。字體為端莊秀麗的館閣體小楷，筆畫精準，間架結構嚴謹，反映了當時宮廷書寫的最高水準。這種統一的書寫風格，是宮廷製經標準化的體現
附圖	卷前扉畫（佛說法圖）、卷末護法圖（韋馱天）共八幅	體現漢藏藝術交融之宮廷繪畫風格。這些精美的泥金繪畫不僅提升了經典的藝術價值，也為研究明代宮廷佛教圖像學提供了寶貴資料，是漢藏藝術交流的實物見證

（三）清宮遞藏與皇權信仰之延續：從明至清的佛典傳承

本件文物之另一重要歷史特性，在於其豐富的清宮遞藏印記。經本上鈐有「清高宗」（乾隆皇帝）、「清仁宗」（嘉慶皇帝）、「宣統」等歷代清朝皇帝之鑑藏印 [6]。此一現象說明，清代皇室在接收明代宮廷遺物後，並未將其束之高閣，而是將其納入清宮自身之佛教信仰與典藏體系中，延續了皇權護持佛法的傳統。這不僅是對前朝文物的簡單收藏，更是清代帝王對佛教信仰的繼承與發揚，尤其是在藏傳佛教盛行的清代，對明代宮廷佛教文物的重視，也反映了清廷對漢藏文化融合的策略。

特別是在乾隆時期，高宗弘曆對宮廷藏傳佛教文物進行了系統性之整理與編目，並編纂了《秘殿珠林》等典籍，收錄了大量宮廷佛教藝術珍品。本件明代泥金寫經能獲得清高宗之品鑑與鈐印，顯示其在清宮佛典收藏中亦享有極高之地位，被視為珍貴的法寶。這種跨越朝代之皇權護持與信仰延續，不僅賦予了本件文物更為深厚之歷史厚度，也反映了清代帝王對佛教的虔誠信仰，以及對前朝文化遺產的尊重與繼承。它成為連接明清兩代宮廷佛教藝術與信仰的重要橋樑，為研究清宮典藏制度與帝王信仰提供了實物證據，同時也揭示了明清兩代宮廷佛教藝術品味與風格的連續性與差異性。

（見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