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治術的東西文明參照與人性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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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 1905年7月25日—1994年8月14日),生於保加利亞魯斯丘克(Rustschuk,今名 Ruse)一個塞法迪猶太(Sephardic Jewish)家庭。他在拉迪諾語(Ladino)、英語、德語、法語、保加利亞語的多語環境中長大,其後定居維也納、倫敦、蘇黎世,1939年取得英國國籍,但終生以德語寫作。卡內蒂是小說家、劇作家、評論家,亦是二十世紀權力心理學最具穿透力的思想者之一,198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代表作《德:Masse und Macht(《群眾與權力》,Hamburg: Claassen Verlag, 1960;英譯 Crowds and Power, 譯者:Carol Stewart,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2)歷時三十餘年寫成,是一部以人類學、歷史學、心理學、文學等多面向文字交織而成的巨型論著。卡內蒂在書中提出一組核心概念:命令(德:Befehl,英:command)與螫刺(德:Stachel,英:sting)。權力者向個體發出命令,個體服從之後,那道命令便如螫刺般紮入內心,無法拔除;受螫者既無法向發令者反擊,便將痛楚轉嫁給更弱者,由此形成螫刺的傳遞鏈(德:Weitergabe des Stachels)。卡內蒂指出,群體的殘忍、暴力與不可預測性,根源即在此傳遞鏈的無限延伸。
與此同時,卡內蒂追問三個更深的問題:
第一:群眾內部的平等(德:Gleichheit,英:equality)體驗為何恰恰是權力最須防範之物?
第二:統治者為何必然為他人設立自己不受約束、卻足以置人於死地的規則?
第三:權力者的心理結構與偏執(德:Paranoia)之間存在何種同構關係?
卡內蒂的回答指向一個他稱為倖存者(德:Überlebende,英:survivor)的原型:權力者需要看見他人倒下,以此確認自己仍然站立。
戰國時期,《商君書》所載的治國思想,經後世提煉,常被歸納為「馭民五術」:壹民(統一思想,壟斷意識形態)、弱民(「民弱國強,民強國弱」)、疲民(以徭役、征戰使民不得喘息)、辱民(使民匍匐於生計,喪失自尊,互相檢舉,終日恐懼)、貧民(剝奪餘財,使民除口糧外一無所有,不得不依附國家)。須特別說明的是,此「五術」之條列並非《商君書》某一篇的原文,而是後人對全書散見於〈墾令〉〈農戰〉〈去強〉〈說民〉〈弱民〉〈靳令〉等篇之思想的概括性歸納。今本《商君書》二十六篇中,部分篇章的成書年代晚於商鞅之死(西元前338年),學界一般認為係後學追記增益。然其思想內核之一貫性,兩千年來未有根本動搖。
二、對照與比較
2.1 第一層:《商君書》是「命令—螫刺」體系的制度化建構
卡內蒂在 《群眾與權力》(Masse und Macht)中的核心命題是:權力的本質並非一時的暴力鎮壓,而是持續的命令輸出與心理螫刺的累積。統治者透過無孔不入的規訓,將恐懼與服從植入個體的內心,使服從從外在強制轉化為內在本能。命令(德:Befehl,英:command order)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請求或建議,在於它不允許辯論、不承認例外,服從者唯一被允許的回應是執行;而每一次執行,都使螫刺(Stachel)紮得更深。以這副眼鏡重新審視《商君書》,便會發現商鞅的全部制度設計,正是一套精密的、循環往復的命令—螫刺系統。
「壹民」並非單純禁止百姓讀書識字。其深層功能是切斷個體獨立思考的源頭,使民眾喪失質疑命令、辯論規則的認知基礎。用卡內蒂的術語說,這是剝奪個體的變形能力(德:Verwandlung,英:transformation/ metamorphosis):統治者可以隨意變換規則、重定義罪與非罪,而百姓被釘死在「農」與「戰」兩個固定功能位上,不得越界、不得變形。
「弱民」不是壓榨體力與財富那麼簡單。《商君書·弱民》篇開宗明義:「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其核心是消解個體的自我力量與集體凝聚力,使百姓永遠處於分散、無力、必須依附權力的狀態。卡內蒂所論的釋放(德:Entladung,英:discharge):即個體在群眾中拋棄差異、體驗絕對平等的爆發性瞬間;正是這種制度設計所要杜絕的。一旦百姓體驗到【平等,德:Gleichheit,英:equality】,便會意識到自己不必依附權力,螫刺便失去了效力。因此,《商君書》的一切社會管控:禁私議、禁遊學、禁聚會、編戶齊民、連坐告姦;其深層功能都是阻斷【德:Entladung,英:discharge】集體力量的發生條件,使群眾永遠無法自發形成。
(見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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