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墳墓而行：Navid Kermani的東歐行記（二之二）

（續前篇）

三、社會衝擊下的觀察：戰爭、經濟、文化、宗教

3.1 戰爭的幽靈：未曾終結的二十世紀

凱爾曼尼最核心的洞見是：二十世紀在東歐從未真正結束。這不是修辭，而是字面意義上的事實。

在波蘭和立陶宛，二戰和大屠殺的遺跡尚未被消化；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蘇聯時期的鎮壓仍在等待命名；在高加索，九十年代的熱戰以「凍結衝突」的形式延續；在頓巴斯，戰爭于2014年重新點燃，至今未熄。凱爾曼尼寫道：「我不是在沿著地理邊界行走，我是在沿著時間的斷層Bruchlinien der Zeit行走。每往前走一步，就會跌入另一個時代。」

德國人可以將納粹歷史【歸檔】，因為它發生在別處；東歐人卻無法歸檔，因為它發生在自家的院子、森林和廚房裡。這種「與亡靈共存」的處境，塑造了東歐對【歐洲】的特殊態度：他們嚮往歐洲的和平與繁榮，卻警惕歐洲那種將歷史迅速翻篇的習慣。

3.2 經濟的斷裂：從福利到生存

蘇聯解體後的經濟轉型在東歐留下了深刻的傷痕。凱爾曼尼不斷遇到這樣的故事：工廠關閉後，整個城鎮失去了生計；年輕人湧向西方，留下老人和空屋；養老金縮水到僅夠買麵包，藥費卻需要節衣縮食。

他注意到一個反復出現的模式：人們不必然喜歡普京或親俄政權，但蘇聯時代的穩定（無論多麼壓迫）至少是可預測的。九十年代的休克療法帶來了自由，也帶來了不確定性；而當人們陷入不確定性時，他們會懷念哪怕是糟糕的確定性。這不等於為威權辯護，而是試圖理解為什麼【民主】和【市場經濟】在這些土地上不像在德國那樣受歡迎。

3.3 文化的撕裂：被禁止的記憶

文化在凱爾曼尼的敘述中不是上層建築，而是戰場。誰有權講述歷史？哪個語言可以在學校使用？街道應該以誰的名字命名？這些問題在和平社會是學術討論，在分裂社會中是生死之爭。

在烏克蘭，語言問題尤為尖銳。凱爾曼尼遇到一位以俄語為母語的作家，後者選擇用烏克蘭語寫作：「不是因為我的俄語不好，而是因為我想讓我的孩子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國家。」這句話觸動了他：文化選擇不是審美的，而是政治的、存在主義的。當你說某種語言時，你是在選擇一種未來。

3.4 宗教的韌性與虛偽

凱爾曼尼本人是伊斯蘭學者出身，對宗教在東歐的角色有細膩的觀察。在大多數前蘇聯國家，宗教在蘇聯時期被壓制，卻在解體後經歷了復興——但這是一種特殊的復興。教堂和清真寺重新開放，但信仰常常被工具化為民族認同的標記，而非內心的虔敬。

在伊朗，他看到了另一種悖論：什葉派信仰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但官方宗教話語的虛偽性讓許多年輕人轉向無神論或秘密的蘇菲主義。凱爾曼尼寫道：「當宗教成為權力的一部分，它就不再能回答人們真正的痛苦。」

但他也記錄了信仰真實的力量：在亞美尼亞的修道院、在車臣的蘇菲教團、在格魯吉亞的老修女身上。宗教不是一個單一的變數，而是多重可能的場域：可以是壓迫的工具，也可以是抵抗的庇護所。

四、三個啟發性片段

上述關於戰爭、經濟與信仰的多重撕裂，並非抽象的理論解構，而是透過書中無數個具體、幽微的日常切片精準折射出來。以下三個具啟發性的敘事片段，不僅是這趟五十四天旅程的文本高潮，更是理解凱爾曼尼記憶政治的核心鑰匙。

片段一：佈雷斯勞（Breslau）的德國幽靈（第四日）

凱爾曼尼抵達波蘭城市佈雷斯勞，1945年之前名為佈雷斯勞，是德國城市。他在書中寫道：「今天，這裡幾乎沒有一個德國人，但德語還留在牆壁上——在老建築的銘文、在墓地的墓碑、在空氣裡。」

他試圖理解一個悖論：德國人為了【向前看】，選擇遺忘東部的家園；波蘭人獲得了這片土地，卻必須壓抑它與德國的關聯。佈雷斯勞的例子顯示，《東擴Deutsche Ostsiedlung》不只是一個地緣政治進程，它也是一場人口和記憶的清洗。當歐盟宣稱自己是和平與和解的工程時，佈雷斯勞提醒人們：這種和平建立在對暴力的遺忘之上。凱爾曼尼沒有譴責這種遺忘，而是指出：「如果你選擇遺忘，你就無法理解那些沒有選擇遺忘的人為何對你憤怒。」

片段二：車臣（Chechnya）的重建（第三十日）

格羅茲尼（Grozny）是全書最令人震驚的章節之一。經歷了兩場戰爭後，這座城市被徹底重建，不是修復，而是推倒重來。凱爾曼尼描述了一座「過於閃亮」的城市：高樓大廈、華麗清真寺、歐洲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的肖像無處不在。

他採訪了當地居民，得到的是精心排練的回答——讚美領袖、讚美和平、讚美重建。但當他在私下交談時（一個計程車司機、一個市場商販），聽到了不同的版本：重建是用石油美元堆砌的，異議被消滅，年輕人沒有未來，【和平】只是因為更強的一方贏了。一位老婦告訴他：「我們曾經有戰爭，現在是和平。但和平和戰爭有一個共同點：你都不能說真話。」

這個片段揭示了【穩定】的代價：當暴力結束，另一種暴力《對言論的壓制》可能繼續。凱爾曼尼沒有簡單地譴責車臣政權，而是指出一個更令人不安的事實：西方對車臣的沉默，是因為車臣的穩定對反恐有利。

片段三：伊斯法罕的家庭晚餐（第五十四日）

旅程的最後，凱爾曼尼與伊斯法罕的親戚共進晚餐。桌上擺滿了波斯美食，談話卻圍繞著失去：失去的財產（革命中被沒收）、失去的事業（在清洗中被免職）、失去的親人（在兩伊戰爭中陣亡）。

一位表親對他說：「你從德國來，你認為你是來〈回家〉的。但這裡不是你的家。你的家是你擁有自由的地方。」凱爾曼尼意識到，血緣不是歸屬的保證。他在德國被視為【伊朗人】，在伊朗被視為【德國人】，這種雙重陌生感恰恰是他的真實位置。他寫道：「也許這就是作家的位置：不屬於任何地方，因此可以更清晰地看。」

這個片段不是對移民身份的哀悼，而是對其價值的肯定。凱爾曼尼的【不在場】恰恰讓他能夠看見那些被在場者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無論是德國家中的《東方主義》，還是伊朗家中的《西方主義》。

結語

《沿墳墓而行》不是一本輕鬆的書。它拒絕提供簡單的答案，拒絕將複雜的歷史壓縮為道德寓言，拒絕在【東方 vs. 西方】或【民主 vs. 威權】的二元框架中安頓讀者。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艱難的、緩慢的、充滿矛盾的理解嘗試。

凱爾曼尼的啟示在於：理解不需要認同。你可以支持歐盟，同時理解為什麼有人反對它；你可以相信民主的價值，同時承認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民主化帶來的混亂和痛苦；你可以是德語作家、波斯裔、伊斯蘭學者，同時承認這些身份標籤沒有一個能窮盡你是誰。

在今天，當歐洲再次面臨戰爭（烏克蘭的全面入侵）、能源危機、移民潮——凱爾曼尼的旅行記錄顯得比2018年出版時更加緊迫。因為問題沒有消失，只是變得更加尖銳：東西方之間的壕溝是否還在加深？墳墓的數量是否還在增加？他或許會說：「是的」。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沿著壕溝行走，不是為了征服、裁決或拯救，而僅僅是為了看見、傾聽，並在可能的時候，為人與人之間的理解鋪一塊石頭。

這部 2018 年的日記，在 2022 年俄烏全面戰爭爆發後，意外地從一本『當代觀察』演變成了一部『歷史悼詞』。他當年沿著壕溝（Gräben）傾聽的那些在親歐與親俄之間搖擺的邊界邊緣人，如今許多已在真正的墳墓（Gräber）中失聲。這賦予了《沿著壕溝》一書無可比擬的預言性與殘酷的文獻價值。

引用原文：

「我不是在沿著地理邊界行走，我是在沿著時間的斷層行走。」
「Ich reise nicht entlang geografischer Grenzen, sondern entlang den Bruchlinien der Zeit.」

「當你與亡靈共存時，你不能要求人們〈向前看〉。」
「Wenn man mit den Toten zusammenlebt, kann man von den Menschen nicht verlangen, ‘nach vorn zu schauen’.」

參考文獻：

1. Kermani, Navid. Entlang den Gräben: Eine Reise durch das östliche Europa bis nach Isfahan. München: C.H. Beck, 2018.
2. 介面新聞. “對話納韋德·凱爾曼尼：穿越東歐大地，沿著壕溝和墳墓前行.” 2019年11月14日.

適合一般讀者。此文僅供個人參考與資訊喚回，尚非正式或官方內容。內文引用人工智慧平臺提供資訊，經由整合篩選與文字調整。後續修訂請查閱索引官方網站。 CC BY-NC-ND。非供AI模型訓練。

（全文竟）

沿墳墓而行：Navid Kermani的東歐行記（二之一）

摘要

2018年，德籍伊朗裔（Deutsch-Iraner）作家納韋德·凱爾曼尼受《明鏡》週刊委託，從德國科隆出發，途經什未林、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最終抵達伊朗伊斯法罕：他父母的故鄉。這場為期五十四天的旅程被記錄於《沿墳墓而行：穿越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Entlang den Gräben: Eine Reise durch das östliche Europa bis nach Isfahan）一書。本文基於對該書及相關訪談的研讀，首先梳理作品的核心主題與寫作方法，繼而呈現凱爾曼尼沿途對各國風土人情的觀察，重點分析戰爭、經濟、文化、宗教等多重衝擊下東歐與高加索地區的生存圖景，最後提煉三個具有啟發性意義的片段，探討記憶政治、邊界倫理與傾聽作為知識生產的可能性。

 

一、作品重點摘要：為何《沿墳墓而行》

凱爾曼尼的旅程有一個看似偶然卻意味深長的名字。《Entlang den Gräben：沿著壕溝》。中文譯本將〈Gräben〉（壕溝）誤讀為〈Gräber〉（墳墓），出版社決定將錯就錯，因為這個〈錯誤〉意外地精確：在凱爾曼尼所穿越的土地上，壕溝與墳墓常常是伴同出現。

凱爾曼尼不僅是東方學的專業學者，更是德國格林獎（Grimme-Preis）與德國書商和平獎（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2015）的得主。他的文字帶有濃厚的伊斯蘭神學神祕主義底蘊（蘇菲派al-Sufiyyah）與德語古典文學的節奏，他筆下的東歐不只有砲火，還有「冬天的光、泥土的氣味、老人呼吸的節奏」。強調其文字的「感官性」與「文學美」，令讀者仿彿身臨其境，隨同作者實地探訪各處。

1.1 寫作緣起與路線

凱爾曼尼在訪談中坦承：「我在德國生活了一輩子，足跡遍佈世界，但從來沒有去過波蘭！」這並非他個人的無知，而是戰後西德集體記憶【切除術Kollektive Amnesie】的後遺症：為了融入西方陣營，德國選擇將目光投向大西洋而非東鄰，將歷史悲劇〈移交〉給東歐去承載。這種遺忘的代價是：德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許多東歐人對歐盟抱有矛盾甚至敵意。

帶著這種困惑，凱爾曼尼分六次旅程，從施未林（Schwerin）到伊斯法罕（Isfahan），穿越了猶太人在沙皇時期的【定居區Ansiedlungsrayon】、二戰期間的【血色大地Blood land】、冷戰的東西裂隙，以及頓巴斯（Donbas）正在燃燒的熱戰前線。美國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血色大地Bloodlands》（德文書名：Bloodlands: Europa zwischen Hitler und Stalin）是他的「地圖冊」，不是靈感的起點，而是途中不斷翻越的參照系統。

1.2 方法論的自覺：傾聽而非審判

凱爾曼尼的寫作方法值得深思。他不是以居高臨下的「西方記者」姿態進入，而是帶著明確的親歐盟立場，卻願意與所有持不同意見者交談，唯一的例外是職業政客，因為他們「要說什麼，讀報紙就行了」。他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內心被撕裂seelische Zerrissenheit》的普通人：在親俄與親歐之間搖擺的白俄羅斯知識份子、在戰爭陰影下經營咖啡館的頓巴斯居民、被史達林流放後剛剛返回故土的克裡米亞韃靼人。

他刻意避免將旅程寫成「五十四天連貫的歷險」，而是分段準備、深度紮根：「只有做好這些準備，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才會發生。」這種對「意外的心理準備」，體現了一種將寫作視為相遇而非征服的倫理態度。

1.3 結構的深意：日記體作為抵抗Das Tagebuch als Form des Widerstands

全書以日記體編排，每一章對應一天。這種形式並非單純的敘事便利，而是一種政治姿態：在宏大敘事崩潰、官方歷史不可信的土地上，個人每日的、主觀的、有限度的見證，反而成為最可靠的記錄方式。凱爾曼尼不試圖給出《東歐的本質》，而是呈現他遇到了誰、看到了什麼、聽到了哪些自相矛盾的故事。這種「有限性」恰恰是作品的力量所在。

二、途經各國風土人情：在裂隙中行走

2.1 波蘭：沒有猶太人的猶太區

這種日記體的有限視角與對相遇的開放性，在凱爾曼尼跨越邊境、進入具體的歷史現場時得到了肉身化印證。旅程的第一個核心觀察站，便是充滿歷史張力的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是不可避免的觀察點，但凱爾曼尼的目光不止於集中營。他注意到一個更幽微的悲劇：戰前波蘭有三百五十萬猶太人，如今只剩數千。克拉科夫（Kraków）曾經的猶太區卡齊米日（Kazimierz），如今成為旅遊景點，遊客們在〈猶太風格〉的餐廳裡消費一種已經消失的文化。

「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屠殺的故事，」凱爾曼尼寫道，「也是一個關於缺席的故事。」德國人已經完成了「紀念工作」，可以將大屠殺納入國家敘事；但對波蘭人來說，猶太人曾經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鄰居、商人、同學。他們的消失不是歷史課上的事件，而是城市肌理中永遠無法癒合的裂痕。這種差異解釋了為什麼東歐人對《歐洲價值》的熱情遠低於西方：他們的創傷更具體、更近、更未被言說。

2.2 白俄羅斯：與亡靈共存

在白俄羅斯，凱爾曼尼參觀了哈滕紀念地（Gedenkstätte Chatyn）：納粹焚燒村莊的遺址。建築師列昂尼德·列文設計的紀念地沒有宏大的英雄雕像，只有象徵被焚毀房屋的黑色煙囪和死亡之門。凱爾曼尼在紀念地偶遇了列文的女兒，這次相遇被他視為「意外得到準備」的典範。

更令他震撼的是庫拉帕蒂（Kurapaty，史達林時代秘密員警處決平民的森林）。白俄羅斯的悲劇在於，它同時承受了納粹和蘇聯的暴力，卻在蘇聯解體後缺乏清算的機制。凱爾曼尼寫道：「這裡的人不是不想談論，他們只是不知道應該以什麼語言來談論。」官方話語要麼是蘇聯式的英雄敘事，要麼是民族主義式的受害者敘事，兩者都無法容納個體的、矛盾的、柔軟的記憶。

白俄羅斯的悲劇，正是 Timothy Snyder 筆下『血色大地』的最典型體現：同一個村莊、同一片森林，既留下了納粹屠殺的哈滕黑色煙囪，又埋葬了庫拉帕蒂森林裡史達林大清洗的秘密冤魂。凱爾曼尼在此處深刻揭示了：東歐的記憶痛點在於極權主義暴力的『雙重疊加』，這才是西方（西德）單一反省納粹罪責的敘事框架所無法容納的複雜結構。

2.3 烏克蘭：前線兩側的日常

旅程的高潮之一是頓巴斯（Donbas）前線。凱爾曼尼抵達時，戰爭仍在持續。他觀察到一種奇特的「平靜」：咖啡館照常營業，超市貨架豐滿，人們在炮聲中繼續生活。這種平靜不是麻木，而是一種生存策略：「你必須學會區分什麼是可以害怕的」。

他採訪了一位在分離主義控制下生活的老婦，對方告訴他：「我們不在乎誰是總統，只在乎有沒有養老金。」這句話揭示了地緣政治話語與基層生活的脫節：西方媒體將烏克蘭危機框架為【民主與威權之戰】，但在頓巴斯，人們更關心的是水管是否凍裂、藥房是否還有胰島素。凱爾曼尼沒有因此否定【歐洲理念】，但他承認，理念若不落實到供暖管道和養老金帳戶，就會淪為空洞的口號。

2.4 高加索：多重忠誠的困境

格魯吉亞（Georgia）、亞美尼亞（Armenia）、亞塞拜然（英：Azerbaijan / 德：Aserbaidschan）提供了另一個維度的複雜性。這裡不僅有【向東】還是【向西】的選擇，還有被凍結的衝突：南奧塞梯、納戈爾諾-卡拉巴赫（Leṙnayin Ġarabaġ），將每一代人釘在未解決的仇恨中。

在亞美尼亞，凱爾曼尼驅車前往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停火線。一位亞美尼亞士兵告訴他：「我們不是在保衛土地，我們是在保衛時間。」這句話令凱爾曼尼深思：當衝突持續數十年，戰爭本身就成為身份認同的基石。和平不再是選項，因為和平意味著承認犧牲無意義。

2.5 伊朗：抵達與陌生感

終點是伊斯法罕（Isfahan），凱爾曼尼父母的故鄉，但他自己從未在此生活。這種「血緣上的歸屬、經驗上的陌生」構成了全書最後一章的張力。他受到親友的熱情款待，卻也目睹了生態災難、政治虛偽和經濟困境。一位親戚帶他去沙漠邊緣看乾涸的湖泊，告訴他：「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未來：沒有水。」

凱爾曼尼以伊斯法罕收尾並非回到《家園》，而是回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在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夾縫中，歸屬感究竟建立在什麼之上？血緣？語言？護照？還是選擇？

適合一般讀者。此文僅供個人參考與資訊喚回，尚非正式或官方內容。內文引用人工智慧平臺提供資訊，經由整合篩選與文字調整。後續修訂請查閱索引官方網站。 CC BY-NC-ND。非供AI模型訓練。

（未完，見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