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8年，德籍伊朗裔（Deutsch-Iraner）作家納韋德·凱爾曼尼受《明鏡》週刊委託，從德國科隆出發，途經什未林、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最終抵達伊朗伊斯法罕：他父母的故鄉。這場為期五十四天的旅程被記錄於《沿墳墓而行：穿越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Entlang den Gräben: Eine Reise durch das östliche Europa bis nach Isfahan）一書。本文基於對該書及相關訪談的研讀，首先梳理作品的核心主題與寫作方法，繼而呈現凱爾曼尼沿途對各國風土人情的觀察，重點分析戰爭、經濟、文化、宗教等多重衝擊下東歐與高加索地區的生存圖景，最後提煉三個具有啟發性意義的片段，探討記憶政治、邊界倫理與傾聽作為知識生產的可能性。
一、作品重點摘要：為何《沿墳墓而行》
凱爾曼尼的旅程有一個看似偶然卻意味深長的名字。《Entlang den Gräben：沿著壕溝》。中文譯本將〈Gräben〉（壕溝）誤讀為〈Gräber〉（墳墓），出版社決定將錯就錯，因為這個〈錯誤〉意外地精確：在凱爾曼尼所穿越的土地上，壕溝與墳墓常常是伴同出現。凱爾曼尼不僅是東方學的專業學者，更是德國格林獎（Grimme-Preis）與德國書商和平獎（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2015）的得主。他的文字帶有濃厚的伊斯蘭神學神祕主義底蘊（蘇菲派al-Sufiyyah）與德語古典文學的節奏，他筆下的東歐不只有砲火，還有「冬天的光、泥土的氣味、老人呼吸的節奏」。強調其文字的「感官性」與「文學美」，令讀者仿彿身臨其境，隨同作者實地探訪各處。
1.1 寫作緣起與路線
凱爾曼尼在訪談中坦承：「我在德國生活了一輩子，足跡遍佈世界，但從來沒有去過波蘭！」這並非他個人的無知，而是戰後西德集體記憶【切除術Kollektive Amnesie】的後遺症：為了融入西方陣營，德國選擇將目光投向大西洋而非東鄰，將歷史悲劇〈移交〉給東歐去承載。這種遺忘的代價是：德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許多東歐人對歐盟抱有矛盾甚至敵意。帶著這種困惑，凱爾曼尼分六次旅程，從施未林（Schwerin）到伊斯法罕（Isfahan），穿越了猶太人在沙皇時期的【定居區Ansiedlungsrayon】、二戰期間的【血色大地Blood land】、冷戰的東西裂隙，以及頓巴斯（Donbas）正在燃燒的熱戰前線。美國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血色大地Bloodlands》（德文書名：Bloodlands: Europa zwischen Hitler und Stalin）是他的「地圖冊」，不是靈感的起點，而是途中不斷翻越的參照系統。
1.2 方法論的自覺：傾聽而非審判
凱爾曼尼的寫作方法值得深思。他不是以居高臨下的「西方記者」姿態進入，而是帶著明確的親歐盟立場，卻願意與所有持不同意見者交談，唯一的例外是職業政客，因為他們「要說什麼，讀報紙就行了」。他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內心被撕裂seelische Zerrissenheit》的普通人：在親俄與親歐之間搖擺的白俄羅斯知識份子、在戰爭陰影下經營咖啡館的頓巴斯居民、被史達林流放後剛剛返回故土的克裡米亞韃靼人。他刻意避免將旅程寫成「五十四天連貫的歷險」，而是分段準備、深度紮根：「只有做好這些準備，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才會發生。」這種對「意外的心理準備」，體現了一種將寫作視為相遇而非征服的倫理態度。
1.3 結構的深意：日記體作為抵抗Das Tagebuch als Form des Widerstands
全書以日記體編排，每一章對應一天。這種形式並非單純的敘事便利，而是一種政治姿態：在宏大敘事崩潰、官方歷史不可信的土地上，個人每日的、主觀的、有限度的見證，反而成為最可靠的記錄方式。凱爾曼尼不試圖給出《東歐的本質》，而是呈現他遇到了誰、看到了什麼、聽到了哪些自相矛盾的故事。這種「有限性」恰恰是作品的力量所在。二、途經各國風土人情：在裂隙中行走
2.1 波蘭：沒有猶太人的猶太區
這種日記體的有限視角與對相遇的開放性，在凱爾曼尼跨越邊境、進入具體的歷史現場時得到了肉身化印證。旅程的第一個核心觀察站，便是充滿歷史張力的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是不可避免的觀察點，但凱爾曼尼的目光不止於集中營。他注意到一個更幽微的悲劇：戰前波蘭有三百五十萬猶太人，如今只剩數千。克拉科夫（Kraków）曾經的猶太區卡齊米日（Kazimierz），如今成為旅遊景點，遊客們在〈猶太風格〉的餐廳裡消費一種已經消失的文化。「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屠殺的故事，」凱爾曼尼寫道，「也是一個關於缺席的故事。」德國人已經完成了「紀念工作」，可以將大屠殺納入國家敘事；但對波蘭人來說，猶太人曾經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鄰居、商人、同學。他們的消失不是歷史課上的事件，而是城市肌理中永遠無法癒合的裂痕。這種差異解釋了為什麼東歐人對《歐洲價值》的熱情遠低於西方：他們的創傷更具體、更近、更未被言說。
2.2 白俄羅斯：與亡靈共存
在白俄羅斯，凱爾曼尼參觀了哈滕紀念地（Gedenkstätte Chatyn）：納粹焚燒村莊的遺址。建築師列昂尼德·列文設計的紀念地沒有宏大的英雄雕像，只有象徵被焚毀房屋的黑色煙囪和死亡之門。凱爾曼尼在紀念地偶遇了列文的女兒，這次相遇被他視為「意外得到準備」的典範。更令他震撼的是庫拉帕蒂（Kurapaty，史達林時代秘密員警處決平民的森林）。白俄羅斯的悲劇在於，它同時承受了納粹和蘇聯的暴力，卻在蘇聯解體後缺乏清算的機制。凱爾曼尼寫道：「這裡的人不是不想談論，他們只是不知道應該以什麼語言來談論。」官方話語要麼是蘇聯式的英雄敘事，要麼是民族主義式的受害者敘事，兩者都無法容納個體的、矛盾的、柔軟的記憶。
白俄羅斯的悲劇，正是 Timothy Snyder 筆下『血色大地』的最典型體現：同一個村莊、同一片森林，既留下了納粹屠殺的哈滕黑色煙囪，又埋葬了庫拉帕蒂森林裡史達林大清洗的秘密冤魂。凱爾曼尼在此處深刻揭示了：東歐的記憶痛點在於極權主義暴力的『雙重疊加』，這才是西方（西德）單一反省納粹罪責的敘事框架所無法容納的複雜結構。
2.3 烏克蘭：前線兩側的日常
旅程的高潮之一是頓巴斯（Donbas）前線。凱爾曼尼抵達時，戰爭仍在持續。他觀察到一種奇特的「平靜」：咖啡館照常營業，超市貨架豐滿，人們在炮聲中繼續生活。這種平靜不是麻木，而是一種生存策略：「你必須學會區分什麼是可以害怕的」。他採訪了一位在分離主義控制下生活的老婦，對方告訴他：「我們不在乎誰是總統，只在乎有沒有養老金。」這句話揭示了地緣政治話語與基層生活的脫節：西方媒體將烏克蘭危機框架為【民主與威權之戰】，但在頓巴斯，人們更關心的是水管是否凍裂、藥房是否還有胰島素。凱爾曼尼沒有因此否定【歐洲理念】，但他承認，理念若不落實到供暖管道和養老金帳戶，就會淪為空洞的口號。
2.4 高加索：多重忠誠的困境
格魯吉亞（Georgia）、亞美尼亞（Armenia）、亞塞拜然（英：Azerbaijan / 德：Aserbaidschan）提供了另一個維度的複雜性。這裡不僅有【向東】還是【向西】的選擇，還有被凍結的衝突：南奧塞梯、納戈爾諾-卡拉巴赫（Leṙnayin Ġarabaġ），將每一代人釘在未解決的仇恨中。在亞美尼亞，凱爾曼尼驅車前往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停火線。一位亞美尼亞士兵告訴他：「我們不是在保衛土地，我們是在保衛時間。」這句話令凱爾曼尼深思：當衝突持續數十年，戰爭本身就成為身份認同的基石。和平不再是選項，因為和平意味著承認犧牲無意義。
2.5 伊朗：抵達與陌生感
終點是伊斯法罕（Isfahan），凱爾曼尼父母的故鄉，但他自己從未在此生活。這種「血緣上的歸屬、經驗上的陌生」構成了全書最後一章的張力。他受到親友的熱情款待，卻也目睹了生態災難、政治虛偽和經濟困境。一位親戚帶他去沙漠邊緣看乾涸的湖泊，告訴他：「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未來：沒有水。」凱爾曼尼以伊斯法罕收尾並非回到《家園》，而是回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在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夾縫中，歸屬感究竟建立在什麼之上？血緣？語言？護照？還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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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見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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