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墳墓而行：Navid Kermani的東歐行記（二之二）

（續前篇）

三、社會衝擊下的觀察：戰爭、經濟、文化、宗教

3.1 戰爭的幽靈：未曾終結的二十世紀

凱爾曼尼最核心的洞見是：二十世紀在東歐從未真正結束。這不是修辭，而是字面意義上的事實。

在波蘭和立陶宛，二戰和大屠殺的遺跡尚未被消化；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蘇聯時期的鎮壓仍在等待命名；在高加索，九十年代的熱戰以「凍結衝突」的形式延續；在頓巴斯，戰爭于2014年重新點燃，至今未熄。凱爾曼尼寫道：「我不是在沿著地理邊界行走，我是在沿著時間的斷層Bruchlinien der Zeit行走。每往前走一步，就會跌入另一個時代。」

德國人可以將納粹歷史【歸檔】，因為它發生在別處；東歐人卻無法歸檔，因為它發生在自家的院子、森林和廚房裡。這種「與亡靈共存」的處境，塑造了東歐對【歐洲】的特殊態度：他們嚮往歐洲的和平與繁榮，卻警惕歐洲那種將歷史迅速翻篇的習慣。

3.2 經濟的斷裂：從福利到生存

蘇聯解體後的經濟轉型在東歐留下了深刻的傷痕。凱爾曼尼不斷遇到這樣的故事：工廠關閉後，整個城鎮失去了生計；年輕人湧向西方，留下老人和空屋；養老金縮水到僅夠買麵包，藥費卻需要節衣縮食。

他注意到一個反復出現的模式：人們不必然喜歡普京或親俄政權，但蘇聯時代的穩定（無論多麼壓迫）至少是可預測的。九十年代的休克療法帶來了自由，也帶來了不確定性；而當人們陷入不確定性時，他們會懷念哪怕是糟糕的確定性。這不等於為威權辯護，而是試圖理解為什麼【民主】和【市場經濟】在這些土地上不像在德國那樣受歡迎。

3.3 文化的撕裂：被禁止的記憶

文化在凱爾曼尼的敘述中不是上層建築，而是戰場。誰有權講述歷史？哪個語言可以在學校使用？街道應該以誰的名字命名？這些問題在和平社會是學術討論，在分裂社會中是生死之爭。

在烏克蘭，語言問題尤為尖銳。凱爾曼尼遇到一位以俄語為母語的作家，後者選擇用烏克蘭語寫作：「不是因為我的俄語不好，而是因為我想讓我的孩子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國家。」這句話觸動了他：文化選擇不是審美的，而是政治的、存在主義的。當你說某種語言時，你是在選擇一種未來。

3.4 宗教的韌性與虛偽

凱爾曼尼本人是伊斯蘭學者出身，對宗教在東歐的角色有細膩的觀察。在大多數前蘇聯國家，宗教在蘇聯時期被壓制，卻在解體後經歷了復興——但這是一種特殊的復興。教堂和清真寺重新開放，但信仰常常被工具化為民族認同的標記，而非內心的虔敬。

在伊朗，他看到了另一種悖論：什葉派信仰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但官方宗教話語的虛偽性讓許多年輕人轉向無神論或秘密的蘇菲主義。凱爾曼尼寫道：「當宗教成為權力的一部分，它就不再能回答人們真正的痛苦。」

但他也記錄了信仰真實的力量：在亞美尼亞的修道院、在車臣的蘇菲教團、在格魯吉亞的老修女身上。宗教不是一個單一的變數，而是多重可能的場域：可以是壓迫的工具，也可以是抵抗的庇護所。

四、三個啟發性片段

上述關於戰爭、經濟與信仰的多重撕裂，並非抽象的理論解構，而是透過書中無數個具體、幽微的日常切片精準折射出來。以下三個具啟發性的敘事片段，不僅是這趟五十四天旅程的文本高潮，更是理解凱爾曼尼記憶政治的核心鑰匙。

片段一：佈雷斯勞（Breslau）的德國幽靈（第四日）

凱爾曼尼抵達波蘭城市佈雷斯勞，1945年之前名為佈雷斯勞，是德國城市。他在書中寫道：「今天，這裡幾乎沒有一個德國人，但德語還留在牆壁上——在老建築的銘文、在墓地的墓碑、在空氣裡。」

他試圖理解一個悖論：德國人為了【向前看】，選擇遺忘東部的家園；波蘭人獲得了這片土地，卻必須壓抑它與德國的關聯。佈雷斯勞的例子顯示，《東擴Deutsche Ostsiedlung》不只是一個地緣政治進程，它也是一場人口和記憶的清洗。當歐盟宣稱自己是和平與和解的工程時，佈雷斯勞提醒人們：這種和平建立在對暴力的遺忘之上。凱爾曼尼沒有譴責這種遺忘，而是指出：「如果你選擇遺忘，你就無法理解那些沒有選擇遺忘的人為何對你憤怒。」

片段二：車臣（Chechnya）的重建（第三十日）

格羅茲尼（Grozny）是全書最令人震驚的章節之一。經歷了兩場戰爭後，這座城市被徹底重建，不是修復，而是推倒重來。凱爾曼尼描述了一座「過於閃亮」的城市：高樓大廈、華麗清真寺、歐洲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的肖像無處不在。

他採訪了當地居民，得到的是精心排練的回答——讚美領袖、讚美和平、讚美重建。但當他在私下交談時（一個計程車司機、一個市場商販），聽到了不同的版本：重建是用石油美元堆砌的，異議被消滅，年輕人沒有未來，【和平】只是因為更強的一方贏了。一位老婦告訴他：「我們曾經有戰爭，現在是和平。但和平和戰爭有一個共同點：你都不能說真話。」

這個片段揭示了【穩定】的代價：當暴力結束，另一種暴力《對言論的壓制》可能繼續。凱爾曼尼沒有簡單地譴責車臣政權，而是指出一個更令人不安的事實：西方對車臣的沉默，是因為車臣的穩定對反恐有利。

片段三：伊斯法罕的家庭晚餐（第五十四日）

旅程的最後，凱爾曼尼與伊斯法罕的親戚共進晚餐。桌上擺滿了波斯美食，談話卻圍繞著失去：失去的財產（革命中被沒收）、失去的事業（在清洗中被免職）、失去的親人（在兩伊戰爭中陣亡）。

一位表親對他說：「你從德國來，你認為你是來〈回家〉的。但這裡不是你的家。你的家是你擁有自由的地方。」凱爾曼尼意識到，血緣不是歸屬的保證。他在德國被視為【伊朗人】，在伊朗被視為【德國人】，這種雙重陌生感恰恰是他的真實位置。他寫道：「也許這就是作家的位置：不屬於任何地方，因此可以更清晰地看。」

這個片段不是對移民身份的哀悼，而是對其價值的肯定。凱爾曼尼的【不在場】恰恰讓他能夠看見那些被在場者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無論是德國家中的《東方主義》，還是伊朗家中的《西方主義》。

結語

《沿墳墓而行》不是一本輕鬆的書。它拒絕提供簡單的答案，拒絕將複雜的歷史壓縮為道德寓言，拒絕在【東方 vs. 西方】或【民主 vs. 威權】的二元框架中安頓讀者。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艱難的、緩慢的、充滿矛盾的理解嘗試。

凱爾曼尼的啟示在於：理解不需要認同。你可以支持歐盟，同時理解為什麼有人反對它；你可以相信民主的價值，同時承認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民主化帶來的混亂和痛苦；你可以是德語作家、波斯裔、伊斯蘭學者，同時承認這些身份標籤沒有一個能窮盡你是誰。

在今天，當歐洲再次面臨戰爭（烏克蘭的全面入侵）、能源危機、移民潮——凱爾曼尼的旅行記錄顯得比2018年出版時更加緊迫。因為問題沒有消失，只是變得更加尖銳：東西方之間的壕溝是否還在加深？墳墓的數量是否還在增加？他或許會說：「是的」。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沿著壕溝行走，不是為了征服、裁決或拯救，而僅僅是為了看見、傾聽，並在可能的時候，為人與人之間的理解鋪一塊石頭。

這部 2018 年的日記，在 2022 年俄烏全面戰爭爆發後，意外地從一本『當代觀察』演變成了一部『歷史悼詞』。他當年沿著壕溝（Gräben）傾聽的那些在親歐與親俄之間搖擺的邊界邊緣人，如今許多已在真正的墳墓（Gräber）中失聲。這賦予了《沿著壕溝》一書無可比擬的預言性與殘酷的文獻價值。

引用原文：

「我不是在沿著地理邊界行走，我是在沿著時間的斷層行走。」
「Ich reise nicht entlang geografischer Grenzen, sondern entlang den Bruchlinien der Zeit.」

「當你與亡靈共存時，你不能要求人們〈向前看〉。」
「Wenn man mit den Toten zusammenlebt, kann man von den Menschen nicht verlangen, ‘nach vorn zu schauen’.」

參考文獻：

1. Kermani, Navid. Entlang den Gräben: Eine Reise durch das östliche Europa bis nach Isfahan. München: C.H. Beck, 2018.
2. 介面新聞. “對話納韋德·凱爾曼尼：穿越東歐大地，沿著壕溝和墳墓前行.” 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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